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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孔子父母的“野合”

(2009-10-25 20:52:0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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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记正义

史记索隐

非礼

圣人

杂谈

 

我其实并无文章专门谈过孔子父母的“野合”,只是在《孔子的“礼”与“非礼”》一文中顺便说到此事。王幼敏先生的《也谈孔子父母的“野合”》(原载上海《联合时报》2009年10月20日)批评的偏偏就是那一段话,此文也就只好跟着他专谈孔子父母的“野合”了。

“野合”之说,出自司马迁的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,原文是“(叔梁)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”。我说有的学者把“野合”的解释为“野外媾合”,“这有点搞笑”,王先生由此发现我“显然不赞同把‘野合’解释为‘在野外媾合’”,于是反驳说:“其实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解释,不仅古人有持此说者,今人也一般作此解”,并以张艺谋导演的《红高粱》为例,证明此说“已然成为普通人对‘野合’的共识”。“古人有持此说者”不足为奇,但至少也有唐代作《史记索隐》的司马贞与作《史记正义》的张守节不持此说。今人呢?别人且不说,就说这位写了不少文字来把反驳“有点搞笑”的王先生,我还以为他是“显然”赞同“把‘野合’解释为‘在野外媾合’”的了,看到下面,方才明白他也认为“‘男女在野地媾合’为‘野合’之解,未免望文生义,故《辞海》不采此说”的。这就把人搞糊涂了:既然连《辞海》都不采此说,怎么能断言此说“已然成为普通人对‘野合’的共识”?既然连王先生自己都认为此说“未免望文生义”,怎么还如此绞尽脑汁地去批评我的“有点搞笑”,难道“未免望文生义”的东西,还不“有点搞笑”么?

王幼敏先生接着批评的是我的“非礼”之说。他说:“据一些古书记载,孔子母亲‘颜氏女’与叔梁纥结婚时年‘十八岁’,早已过了女子成年婚嫁的最低门槛线,完全合‘礼’合‘法’,何来‘非礼’之罪?”遗憾的是,王先生没有说出他引以为据的是哪“一些古书”。《史记索隐》说的却是孔子母亲颜氏徵在“笄年适于纥梁”——古时“女十五而笄”,颜氏徵在“适于纥梁”的“笄年”也就是她十五岁的那年了。尽管“在解放前,女子十五六岁结婚不是什么稀罕事”,然而,六十几岁的老汉与十几岁的少女结婚,怕也不是什么平常事。我在《孔子的“礼”与“非礼”》一文中说:“这样的事,放在现在也是违反法律、违背道德的,因为十几岁的女孩,还是未成年人,说不准还得判个强奸少女罪。”这话使王先生忍不住“呜呼”起来:“呜呼!孔父何其‘倒灶’,千载之后竟要被戴上‘强奸犯’的帽子,‘圣人’将何以堪!”但这个“呜呼”未免又要落空的——我说的是“放在现在”,而且还有一个“说不准”,何曾给孔父戴过“强奸犯”的帽子?至于在孔父的“那个时候”,我只是说“无疑是‘非礼’之举,司马迁这才称此为‘野合’”。“非礼”不等于非法,王先生说的“‘非礼’之罪”,倒是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。

对于“野合”,王幼敏先生到底持何看法呢?他在《也谈孔子父母的“野合”》一文结尾写道:“近阅清人吴翌凤笔记《逊志堂杂抄》,其中录有高士其《天禄识馀》之语云:‘女子七七四十九阴绝,男子八八六十四阳绝,过此为婚,谓之野合。叔梁纥过六十四岁娶颜氏少女,故曰野合。’以此说释《史记》之‘野合’,义可通矣!”王先生引的这几句话,源自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。在中华书局版的《史记》中,《史记正义》的这一条排在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之后,而在《史记索隐》中,偏偏就有一句说:“今此用‘野合’者,盖谓纥梁老而徵在少,非当壮室初笄之礼,故云‘野合’,谓不合礼仪。”看来,我说“在那个时候,无疑是‘非礼’之举,司马迁这才称此为‘野合’”,并不是信口雌黄。倒是王先生宁愿引用清代高士其的转手货而不提唐代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,或有故意避开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称“野合”为“非当壮室初笄之礼”为“不合礼仪”即“非礼”之嫌。
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,把孔子列于《世家》传之,这是事实,但司马迁把“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”写入《史记》,以至使后人争议不休也是事实。王幼敏先生说司马迁把孔子列于《世家》“本来就含有抬高、尊重孔子的意思,又怎么会反在其传记中抖落其父母的‘家丑’呢?”或许在他看来,“圣人”应当是“高大全”的,司马迁是应当为“圣人”讳的,在司马迁的笔下,不应当有“圣人”的任何劣迹,也不应当有“圣人”的任何“家丑”。要不,就“‘圣人’将何以堪”了。然而,司马迁如果也用这种理念去修史,那么,《史记》将不成其为《史记》,司马迁也将不成其为司马迁了。

 

 

附录: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也谈孔子父母的“野合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上海华东师大 王幼敏

 

自从司马迁的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述了“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”以后,孔子父母的“结合”便成为后世热衷不衰的话题,甚而至于变成流传千古的风流艳事,人们津津于此而不厌。事情之所以演绎到这步田地,就在于对关键词“野合”作何理解。近读《联合时报》上宋志坚先生的《孔子的“礼”与“非礼”》一文,凑巧也谈到了这件事,其中的某些说法颇可推敲。

何谓“野合”?历来有不同解释。宋文提到有的学者把上述司马迁的话翻译为“叔梁纥和颜氏的女儿在野外媾合而生下孔子”,认为“这有点搞笑”,显然不赞同把“野合”解释为“在野外媾合”。其实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解释,不仅古人有持此说者,今人也一般作此解。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红高粱》中奶奶与爷爷在高粱地里做爱的行为,评论家就称之为“野合”。再如现在美国一些时尚青年男女,以回归自然为名,流行到郊外野地里做爱,国内媒体亦用“野合”一词名之。可见此种解释影响广泛,已然成为普通人对“野合”的共识。宋先生解释“野合”,着眼于孔子父母这段婚姻的“非礼”上,并推测孔夫子平生那么强调“礼仪”,或许正与其父的“非礼”有关。他提出:叔梁纥在“颜氏女”之前已有妻有妾,与“颜氏女”结合时年已六十多岁,而“颜氏女”方才十几岁,“还是未成年人”,以老迈之躯与少女玉体发生性关系,在当时属“非礼”之举,因此才被司马迁称为“野合”。并进一步举证强调:“这样的事,放在现在也是违反法律、违背道德的”,“现在可以有80岁的夫子与20岁的女子结合,而且被媒体炒作,六十几岁的夫子与十几岁的女子发生性关系,却是万万不行的”,“说不准还得判个强奸少女罪”。呜呼,孔父何其“倒灶”,千载之后竟要被戴上“强奸犯”的帽子,“圣人”将何以堪!

以“男女在野地媾合”为“野合”之解,未免望文生义,故《辞海》不采此说,而另释之曰:“旧指男女苟合”,其例证亦是举太史公《史记》述孔子出生事。“苟合”者,近于“非礼”,宋先生之解释庶几有理据矣!然而以古今“婚姻法”观之,想要把“非礼”的帽子扣到孔子父母的头上,还是有难度的。按照古代礼仪规定,女子满十五岁即可盘发插笄(簪子),表示成年,称为“及笄”、“笄年”,也就意味着可以结婚了,所以《仪礼·士昏礼》曰:“女子许嫁,笄而醴之,称字。”据一些古书记载,孔子母亲“颜氏女”与叔梁纥结婚时年“十八岁”,早已过了女子成年婚嫁的最低门槛线,完全合“礼”合“法”,何来“非礼”之罪?我们不能以今律古。在解放前,女子十五六岁结婚不是什么稀罕事,在解放初期,婚姻法规定的女子结婚年龄尚是18岁,至如现在女子年满20岁方可结婚,还仅是我国1980年《婚姻法》的规定,其历史不超过30年。于此可见,无论古今婚姻礼俗,都不会认为孔子父母的婚姻是“非礼”之举。再说,司马迁著《史记》,把孔子列于《世家》传之,使其地位相当于诸侯,本来就含有抬高、尊重孔子的意思,又怎么会反在其传记中抖落其父母的“家丑”呢?于情于理都说不通。太史公所谓“野合”,必非上述两种解释的意思。至于说孔子强调“礼”或许跟其父“非礼”有关,更是妄测之词。

近阅清人吴翌凤笔记《逊志堂杂抄》,其中录有高士其《天禄识馀》之语云:“女子七七四十九阴绝,男子八八六十四阳绝,过此为婚,谓之‘野合’。叔梁纥过六十四岁娶颜氏少女,故曰野合。”以此说释《史记》之“野合”,义可通矣!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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